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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3部分（第1页）

南存辉还在他的演讲《推进民营金融建设势在必行》中说，温州民营经济发展，民间金融功不可没。前不久金融部门的一项调查表明，近五年来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总额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平均为61。9％，相当于国有单位投资额的2倍、外商投资额的20倍。截至2003年末，温州辖区内民间资本存量约2770亿元。民间融资在解决民营企业资金问题中发挥了主渠道作用。

但他认为，随着民营企业规模不断扩大，过去那种自发的、非公开的、缺乏规范的民间融资渠道已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。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步伐，推进民营金融建设，已是势在必行。国务院出台的《关于鼓励支持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》也明确提出，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金融服务业。

再次，聪明的浙商还善于利用商场上的信誉。浙商讲信用，为的就是给自己建立信誉，浙商非常重视信誉，因为，在他们眼里，看不见，摸不着的信誉却是资金的一个良好来源。

我们来看看浙江人是怎么利用信誉来获得资金的。

大家都知道，参茸的原产地是东北，但是，经商的人都知道，全国参茸市场却在浙江温州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东北与温州可是相隔千里之遥！

但是，更让你吃惊的是，同一等级的人参，东北原产地的价格约2000元／公斤，而在温州却只卖1900元／公斤！

明眼人一看就明白，这是赔本的买卖。但是，精明的温州人怎么会做赔本的买卖呢？这实在是令人费解。事实上，这正是温州人的精明所在。

温州人跟东北人做参茸生意时很讲信誉，他们在第一次向东北人订货时，开口就要10吨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这往往让东北商人觉得非常诚信，而正是利用这点诚信，温州人打起了赊销的主意。

几次生意下来，温州人就利用自己的信誉，先付20％—30％的定金，卖掉货后再交钱。在每次生意中，温州人总是按照原先说好的付钱，绝不拖欠。这让东北人非常踏实。到最后，温州人要货时就可以不用交定金，来年卖完货再付款。

聪明的温州人就是利用自己的信誉来获得参茸的，而参茸在温州人眼里已经不仅仅是参茸了，它们更是可以周围的资金。温州拿到大量的参茸后，迅速地在市场上销售，有时候甚至低于进价销售，这在外人眼里是不可思议的是，而在温州人眼里，参茸变现后的资金，在一年当中可以周转好几次，做好几回生意。年终结算时，尽管参茸生意赔本了，但是，其他买卖就赚了不少钱，总的来算，利润还是很可观。这时的参茸就相当于银行里的贷款了。

13。千万不能与政策对着干（1）

浙商商道：得政策者得市场，失政策者失市场。

浙商自白：依靠政府，团结企业，拿出有力证据，一致对外。这就是我打反倾销官司的绝招。

——富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建沂有记者曾经这样问南存辉：“中国企业家是‘政治经济学’的高手，往往在很多方面是从政府来找市场，但也有一种所谓‘商而优则仕’的‘经济政治学’情结，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？”

南存辉这样回答：“作为一个企业，政治应该是天，天气好的话，出太阳了，被子霉了可以晒晒呀！外面刮风下大雨，你却拿被子出去，肯定不合时宜嘛。企业要做强、做大，必须有一个好的政治环境。”

南存辉说：“企业做匀速运动还是加速运动，取决于企业是否充分利用政策或关注政策的变化。”南存辉一直强调，做什么事情都不能脱离当时的政治环境和社会背景。没有改革开放，就没有民营企业的发展。南存辉认为，正泰的发展离不开“天时、地利、人和”这三大因素。而改革开放的政策，就是天时，就是企业最大的政治。

因此，南存辉对于政策，尤其是对民营企业可能产生影响的政策非常敏感。因为南存辉深刻地体会到，企业能朝什么方向发展，如何发展，政治大气候往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
浙商都有一个共识，那就是做企业一定要搞清楚政府的政策导向。政府鼓励什么、抑制什么，对于企业的发展是极其重要的。一定要根据政府的政策来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。

2005年2月28日，在杭州香格里拉饭店正举行着2004年度“风云浙商”的颁奖典礼。庄吉集团董事长郑元忠等十位浙商荣获此项奖项。

郑元忠的当选理由是庄吉集团在“庄吉”商标之争中，最终胜了国际强企“沃尔玛”，这是境外企业对温州市首例商标撤销案。

评委会给郑元忠的颁奖词是：他曾以186天牢狱的代价，开启浙商驰骋经济疆场的大门。他以“真心朋友”的友情，谱写浙商抱团合作的典范。他以无畏不惧的勇气和智慧，维护了国产品牌的声誉和荣耀。

站在领奖台上，郑元忠感慨万分，他是这样说的：“站在领奖台上，我感谢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挽救了我，感谢党把民营经济写入宪法，我也感谢最近国务院出台《三十六条》意见，彻底解放了民营企业。”

“温州人说我胆子大，敢到商海里闯，我有一个秘方：随时注意国家对民营企业的动态。所以我至今还敢在商海里闯，但是感觉市场比以前难做了。国家的支持力度大了，但是竞争对象也多了。”

186天牢狱的代价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事情要从20世纪70年代说起。

20世纪70年代，改革开放的春风刮遍了神州大地，处于贫困当中的郑元忠也抓住机遇，从事温州柳市电器行业。谁知，1982年12月，一场运动把温州的8个从事商品经济的致富者逮捕入狱，他们的罪名是“投机倒把罪”。其中，郑元忠被扣上了“机电大王”的帽子，以“投机倒把罪”关了186天。

1984年，随着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，郑元忠得到了平反。后来的郑元忠非常重视国家的政策。20世纪90年代初，他弃商就学，为的就是多学习一些知识，能够在政策中牢牢抓住市场。

1993年，郑元忠投资2000万元，创立庄吉服饰企业，成为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最早的创业者之一。

1996年，组建了庄吉服饰集团，同年，庄吉获温州名牌产品和知名商标荣誉称号，并成为温州市第一家跻身全国服装行业“双百强”企业。

1997年，郑元忠创办了温州第一家民办服装研究所，他自己也被评为改革开放20年温州10大风云人物。

在郑元忠的领导下，庄吉已经创造了许多第一：全国第一家利用品牌做质押贷款的民营企业；温州市第一家民办服装研究所；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配制股份；创办了庄吉服装文化研究所；等等，庄吉还与中国美院、杭州丝绸等学院等多家科研单位合作，成功地把庄吉定位于高层次的服饰品牌。

2004年，庄吉集团在应诉“沃尔玛”商标纠纷中胜出。

在“2004度十大风云浙商”颁奖之际，正值国务院颁发鼓励支持非公经济发展的《三十六条》之时，郑元忠在发表获奖感言时，回顾了自己的创业经历，并感慨：“《三十六条》感动中国，感动浙商，更感动我自己。”

郑元忠是光明磊落的，但是，政策在他的身上却体现出了威力。有时候，你在经商的时候并不是有意与国家政策对着干，但是，如果你不了解政策的含义，如果你不懂得避开政策的雷区，意外的结果就会让你措手不及，无法应对。

“这是个很特殊的事件，我一直以来做的事情都没有违法过，这一点我问心无愧。事实证明我不会投机倒把。”郑元忠在谈到此事时还心有余悸地说。

富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建沂说：“依靠政府，团结企业，拿出有力证据，一致对外。这就是我打反倾销官司的绝招。”事实证明，政策永远是经商的向导，得政策者得市场，失政策者失市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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